2014-12-09 党部介绍民运关于香港占中理论
最糟的失败是把成功丢掉(胡平)
我们是效仿者,我们是看到前人和别人进行各种方式的抗争,然后跟着学,也照着那些个样子去抗争。对于这些抗争方式,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。他们并不知道那些不同方式的抗争的机制和原理,不知道那些不同方式的抗争分别是如何起作用的,为什么会起作用,在什么情况下作用大,什么情况下作用小,什么情况下没作用,什么情况下是反作用…...
这些问题他们很少思考过。我发现,不只是双学,读戴耀庭和陈健民文章,我发现连他们也不够清楚。
一大群人故意占领街道,阻塞交通,其直接后果自然是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并连累了经济,因此它必定会引起市民对占领者的不满。那么,它怎么会又摇身一变,转化成对政府的压力呢?这不是很奇怪吗?
可见这中间必定有一种机制起作用,必定要经历一种转折,才能够使本来因占领而不满的市民,不是把不满对准占领者,而是把他们的不满转移到政府身上。
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他们由于冷漠、迟钝或懒惰,极少关心公共事务,基本上不对公共事务表态发声。占领行动正因为直接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,搅动了社会,因此它就把这沉默的大多数卷入其中,迫使他们去过问、去关注。如果他们认同抗议者的诉求,他们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示支持,把因占领引起的不满不是对准占领者,而是对准政府,于是就增加了抗议的规模、声势和力度。这就是为什么占领行动能够获得比一般的集会游行更广泛、更强烈、更直观、更生动的效果。
然而,上述情况注定是短暂的。一旦强大的民意得以充分展示之后,陆陆续续地,很多人就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干扰这一点不愿意忍受了。他们就会希望占领者停止占领,让他们的生活恢复常态。尤其是,当多数人都认为,占领能取得的成效都取得了,没取得的则是现阶段还不可能取得的,继续占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,只是徒然的扰民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就会把因被占领引起的不满,又回过头来对着占领者了。民意的这种逆转早已被民调证明。
谈到扰民。陈建民举出在1960年代马丁.路德.金领导的公民抗命,为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,马丁.路德.金呼吁黑人杯葛巴士公司,为时超过一年,弄得巴士公司几乎倒闭,也被批评拖垮经济,害得基层司机没工开,造成莫大民怨,也是很扰民的。
这个类比不恰当。因为杯葛巴士公司的行为并不是公民抗命。马丁.路德.金无非是号召黑人不去搭乘巴士,宁可步行。这样做没有违反任何现行法规,因此不算公民抗命。当大量黑人长时期地拒绝搭乘巴士,那当然会严重影响巴士公司的收入,但是巴士公司却没有任何理由抱怨黑人。毕竟,人家并没有妨碍你的正常经营,也没有妨碍白人乘客的正常乘车,如何能算扰民?如果马丁.路德.金不是号召黑人拒绝搭乘巴士,而是号召黑人去围堵车场,不让巴士公司发车,或者是号召黑人去阻挡车门,不让想乘车的乘客上车;那才叫公民抗命,那才叫扰民。
我曾撰文指出,要区分两种公民抗命:直接的公民抗命和间接的公民抗命。直接的公民抗命不妨碍他人的正当权益,因此可以持续进行。间接的公民抗命很可能会妨碍他人的正当权益,因此不可长期持续。同是间接的公民抗命,香港的占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还不一样。且不说台湾太阳花运动有其特殊性,其他地方很难复制,更重要的是,太阳花运动占领的是立法院,瘫痪立法会的议事活动,但并没有直接干扰市民的日常生活,因此不会引起普通市民的不满。香港的占中运动占领的是金钟旺角铜锣湾,它直接地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,因此它很可能引起普通市民的不满;而一场运动一旦失去民意,那就落入了败局。
最糟的失败是把成功丢掉(胡平)
我们是效仿者,我们是看到前人和别人进行各种方式的抗争,然后跟着学,也照着那些个样子去抗争。对于这些抗争方式,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”。他们并不知道那些不同方式的抗争的机制和原理,不知道那些不同方式的抗争分别是如何起作用的,为什么会起作用,在什么情况下作用大,什么情况下作用小,什么情况下没作用,什么情况下是反作用…...
这些问题他们很少思考过。我发现,不只是双学,读戴耀庭和陈健民文章,我发现连他们也不够清楚。
一大群人故意占领街道,阻塞交通,其直接后果自然是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并连累了经济,因此它必定会引起市民对占领者的不满。那么,它怎么会又摇身一变,转化成对政府的压力呢?这不是很奇怪吗?
可见这中间必定有一种机制起作用,必定要经历一种转折,才能够使本来因占领而不满的市民,不是把不满对准占领者,而是把他们的不满转移到政府身上。
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他们由于冷漠、迟钝或懒惰,极少关心公共事务,基本上不对公共事务表态发声。占领行动正因为直接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,搅动了社会,因此它就把这沉默的大多数卷入其中,迫使他们去过问、去关注。如果他们认同抗议者的诉求,他们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示支持,把因占领引起的不满不是对准占领者,而是对准政府,于是就增加了抗议的规模、声势和力度。这就是为什么占领行动能够获得比一般的集会游行更广泛、更强烈、更直观、更生动的效果。
然而,上述情况注定是短暂的。一旦强大的民意得以充分展示之后,陆陆续续地,很多人就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干扰这一点不愿意忍受了。他们就会希望占领者停止占领,让他们的生活恢复常态。尤其是,当多数人都认为,占领能取得的成效都取得了,没取得的则是现阶段还不可能取得的,继续占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,只是徒然的扰民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就会把因被占领引起的不满,又回过头来对着占领者了。民意的这种逆转早已被民调证明。
谈到扰民。陈建民举出在1960年代马丁.路德.金领导的公民抗命,为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,马丁.路德.金呼吁黑人杯葛巴士公司,为时超过一年,弄得巴士公司几乎倒闭,也被批评拖垮经济,害得基层司机没工开,造成莫大民怨,也是很扰民的。
这个类比不恰当。因为杯葛巴士公司的行为并不是公民抗命。马丁.路德.金无非是号召黑人不去搭乘巴士,宁可步行。这样做没有违反任何现行法规,因此不算公民抗命。当大量黑人长时期地拒绝搭乘巴士,那当然会严重影响巴士公司的收入,但是巴士公司却没有任何理由抱怨黑人。毕竟,人家并没有妨碍你的正常经营,也没有妨碍白人乘客的正常乘车,如何能算扰民?如果马丁.路德.金不是号召黑人拒绝搭乘巴士,而是号召黑人去围堵车场,不让巴士公司发车,或者是号召黑人去阻挡车门,不让想乘车的乘客上车;那才叫公民抗命,那才叫扰民。
我曾撰文指出,要区分两种公民抗命:直接的公民抗命和间接的公民抗命。直接的公民抗命不妨碍他人的正当权益,因此可以持续进行。间接的公民抗命很可能会妨碍他人的正当权益,因此不可长期持续。同是间接的公民抗命,香港的占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还不一样。且不说台湾太阳花运动有其特殊性,其他地方很难复制,更重要的是,太阳花运动占领的是立法院,瘫痪立法会的议事活动,但并没有直接干扰市民的日常生活,因此不会引起普通市民的不满。香港的占中运动占领的是金钟旺角铜锣湾,它直接地干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,因此它很可能引起普通市民的不满;而一场运动一旦失去民意,那就落入了败局。